第七十三章灵异经历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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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天下午,吴为接到贺飞的电话,告诉他常思去世的噩耗。吴为在仓促间打了常思给他留的电话,打通了却无人接听。叶枫看了那个号码说是小灵通,的确,人死了怎么还能接听,也成了无法沟通的沟通。

  吴为恍然间萌发了一种孤独感,从此以后失去了一位倾心交谈的挚友。那年学校缩编降格减员,常思因买断工龄辗转曲折到了一所大学任教,吴为一直以为他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归宿。因他买断工龄,后来虽然有些联系却不象以往那样频繁。在听到这个消息的两个多月前,常思还给吴为打电话,问吴为的情况怎样,近期又有什么新作。吴为知道他的身体瘦弱一直不很好,十几年前曾做过一次胃手术,便问他身体如何。他很轻描淡写地告诉吴为最近只是做了一个肠道小手术,没什么问题,吴为约他有空来校一聚,说自己这几年又形成了一些想法,并留下他的新联系电话。

  吴为痛悔由于自己的大意,为什么没有在病重期间去看望他。没想到这次约定竟成了生死相约,成了在人间无法兑现的约定。吴为从贺飞那里要来常思前妻的手机号码,打了几次可能因为忙都没有接听,后来终于同他的前妻联系上了,前去悼念。他的前妻对吴为说,他得的是直肠癌但一直没有告诉他,学校改革,对他的打击非常大,从买断工龄后情绪一直不好,后来找的工作又不顺心,心情很烦躁很压抑。由于他妻子的精心照料和隐瞒病情,庆幸的是他没有受到多少病痛和心灵上的最终折磨。吴为很怀念这位挚友,两个人很谈的来,后来虽然联系不多却也彼此惦念,现在才感到,他心中有苦却从来不对自己表露流露,却在临终前不久还在关心自己问讯自己的情况,他在人间很少有知音,心中一定很孤苦。他的身体太贫弱,惟独不缺少精神,在他临死前四天,还去参加了一个党派高层人士组织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了言,不论发言内容如何评价效果好坏,说明他仍在进行努力,比起那些身体虽强壮但遇到艰难险阻精神懦弱的人来说,他的友情和精神,是很值得珍惜和怀念的。

  对吴为来说,刚刚过去的那场阵痛余波不止,常思的死又格外使他的心情沉重起来。应该告诉同时代人们一些什么的那种想法越加强烈了,经过一番思考探索,把积累形成的想法汇聚起来写出了乐业至上,印发成小册子,在一定范围内分发听到了一些好评。过后却又总觉得,有些事情没有说透。还想说什么,想告诉人们的还有什么。连他自己也一度陷入茫然之中。后来拿起圣经重读。这次读圣经,使他有了好奇心。我们心中无神,让我们相信有神,太难。可是,圣经中的神,或者上帝,为什么能够使那么多人相信?读来看去深思,不得其解。后来想,也许宗教的思维与我们的思维不同。读到传教士说的话,有属血与属灵的划分,二者互不相信。我们的思维,要让人相信,必须看的见、摸的着。圣经中也用显神迹的方式让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。猜想,宗教里信任机制的形成,一定是另有原因,很难用我们的常态思维去理解。圣经里的语言,与我们的语言很相似相近,从信任机制看,又如此相异。同样的话,有人就信,我们就不信。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大的差别。读神之简史,里面有句话,神是经过长期修炼达到的非常高层次的现象,使吴为很受启发。他思考,人的内心中能够生成什么感受、想法,是由什么控制的。人们为什么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?有人为什么会生出那些奇怪的想法、感受?过去讲,不同文化背景,造成想法的相异。现在想,更深一些层次,是教化不同。西方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,经过了宗教的教化洗礼,我们是通过孔子思想教化。不同的教化思想方式,造成心性差异。二者有许多相通,但根本上教化的机制不同,信任信服的机制不同。经过宗教教化,生了根,信服,奉行。有些主义主张教条,也讲牢记、铭刻,甚至要求溶化在血液中,落实在行动上。可谓要求确实有深度,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言行不一、说做不一,嘴上说一套,行动上是另一套。那时流行语叫口蜜腹剑。尤其是,遇到自己的事情,就饶不开、想不通、过不去。怎么说也没人真正信服。真要象宗教里讲的那样,有上帝或者头上有三尺神明,时时刻刻在察看你的言行,并根据你的言行即刻或者未来肯定奖惩你的言行,那就很容易实现天下皈依。但上帝或者神明偏偏让你看不见、摸不着,言行的惩戒也不存在一对一的即刻对应关系。靠这个让人信服就难。难,就需要在内心找原因。内心是什么原因?信志不刚、不坚、不牢。圣经里也有大段和反复的描述,上帝的告诫一再遭到违背,上帝为了赢得子民的信任、驯化子民的心性很费苦心,用了各种招数。各种宗教也设计了各种仪式,仪式起什么作用?就是为了通过千百次重复的单调的仪式,强化信心信念。吴为通过阅读圣经引发了进一步思考,觉得我们的心性太容易滑脱,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观念信念,轻而易举地就被一些琐事消解冲刷掉了。

  吴为思考乐生的中国人,这个思考是在丑陋的中国人、智慧的中国人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、愚昧的中国人等展示国民性的平台上,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。这个视角能不能成立,要面对两个考验,一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,是不是存在着乐生的成分。国民性,无论好坏,首先就面临一个事实上是否存在的问题。作为国民性,就不是在极少数个别人行为中偶然闪现的特征,从时空角度看,它要有广泛、普遍的分布,不仅当代人有,以前各个时代生活的人都程度不同有所表现。如果事实上有,通过揭示、阐释、提炼,把它展示给世人。如果事实上存在,一当展示出来,就会引起同类的共鸣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一发表,他的许多同行就对号入座,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。这说明鲁迅先生对国民性作了杰出的展示。二是国民性具有生态上的适应性,很自然地产生了变异问题,属于良性还是恶性,当然,展示的目的,恶性的提醒人们要革除,良性的要发扬、张扬。乐生这个话题,按照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说法,劳动还不能成为乐生的手段,而是谋生的手段。乐生似乎离我们很遥远。面对现实,职场上存在的严峻竞争形势,迫切需要提供社会保障的庞大弱势群体——讨薪的农民工、贫困的下岗职工、落后地区的农民以及家境贫寒的学子,强势群体存在的贪腐,思考起来,要么使人紧张、压抑、痛苦,要么使人痛恨、愤慨。时下也流行着找乐的氛围,也有追求乐生的表达和倾向。面对普遍的谋生压力,谈论乐生这个话题,也许令人感到滑稽,要不就会使人感到艰难沉重。

  吴为又想到,在日用常行中,想不该想、想行不通的事情太多太多。是心智陷入误区。如何避免去想不该想的事、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事情,而且能让百姓信服,很难。吴为碰到有些人想不该想的事情,便耐心去告诉应该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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